体育资讯9月4日讯 26/27赛季夏窗已经落幕，曼城斥资5.26亿欧元的又一次疯狂引援引发了《泰晤士报》的发文质疑。该报记者Matthew Syed撰文指出，尽管针对曼城的各项指控涉及的是过往赛季，但旷日持久的处理流程已经玷污了当下。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，一切成绩都必须被标注“星号”。
《泰晤士报》写道，大约到2064年，当人工智能统治世界、马斯克的后代统治火星之后，我们或许才能等到一纸判决：21世纪初的曼城一线队，他们所赢得的所有奖杯、完成的巨额转会（包括这个被内部人士称为“大捷”的转会窗），是否建立在一堆谎言之上。我一直认为，狄更斯笔下的“贾恩迪斯诉贾恩迪斯案”已是对程序繁冗与拖延践踏自然正义的极致讽刺，但曼城丑闻却让狄更斯最精彩的讽刺都相形见绌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当埃弗顿和诺丁汉森林被认定违反盈利与可持续发展规则时，他们立刻遭到罚款和扣分，整个流程为了迅速执法而被大大加快。然而针对曼城115项指控的审理时间表，却似乎效仿了新冠疫情调查的模式——疫情调查始于民众迫切想了解病毒溯源之时，但等到它给出结论时，新增的“调查模块”数量甚至超过了曼城聘请的律师总数，而彼时下一场疫情已经爆发，另外两项新的调查也已启动。
由此可见，这套制度本身已然失灵。“迟来的正义非正义”虽是老生常谈，却依然掷地有声。诚然，审查、调查和提供公平审判都是必要的，但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，广义上的法律界人士似乎有充分的动机让这些程序尽量拖延，从而把追求正义变成自己的牟利工具吗？不妨这么说：如果律师、法官和各类仲裁庭成员每拖延一周判决就要支付利息，我敢保证司法程序会更快、更公平（也更便宜）。
有点跑题了，还是回到足球上来，因为有必要剖析当今足坛盛行的犬儒主义。我的疑问是：曼城这个转会窗的操作凭什么被称作“成功”？不仅曼城球迷这么认为，连一些独立分析师也持相同看法。我们都很清楚，这一切不过是会计师的精巧算计，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怎会有人还能依据净投入数据，或是工资账单的综合变化（按未来现金流折算）来定义这是一次“成功”？或者说，它有可能是成功的吗？记者们永远不应忘记强调一点：曼城坚决否认所有指控。
当然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：这桩丑闻给整个英超联赛蒙上了阴影。我指的不仅是曼城被指控虚报赞助收入、隐瞒与俱乐部老板关联方的付款，也不仅是曼奇尼被指通过与谢赫·曼苏尔旗下另一家俱乐部签订“咨询”协议而获得175万英镑报酬，甚至也不仅是其他种种欺诈与隐瞒指控。我想强调的是希望所有中立观察者都能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：尽管这些指控涉及的是2009/10至2017/18赛季，但它们在今天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。必须指出，曼城始终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，并曾表示握有“大量无可辩驳的证据”来支持自己的立场。
足球与人生一样，具有路径依赖性。正是因为（据称）违规的大俱乐部能够更快打造精英阵容、更早跻身欧冠、培养出转售价值更高的冠军核心，并借助早先（据称）通过欺诈换来的成绩抬升“合法”商业价值，这些影响才会一直延续至今。一切都必须被打上星号、缀上问号，在真相大白之前，一切都有失公允。一切都被扭曲、失衡，刚刚落幕的转会市场上流动的资金也可能沾染污点——这才是本个转会窗留给我们的真正教训。
你觉得我反应过度？并非如此。三月份切尔西丑闻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细节，恰恰是球迷对处罚力度之轻的无比愤慨。本报记者马丁·齐格勒将这种大规模作弊行为形容为“令人瞠目结舌”，这一形容再准确不过。否则，我们该如何定性2011年至2018年间向球员、工作人员和中间人支付的总计4750万英镑的秘密款项？诚然，这些款项并未违反PSR规则，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：正因为切尔西在其他俱乐部拒绝作弊时选择了作弊，才得以签下当时一批最优秀的球员（尤其是阿扎尔），从而获得了远超违规本身收益的强劲势头。
但结果如何？切尔西的冠军头衔被剥夺了吗？奖杯被没收了吗？像布鲁斯·巴克这样在整个丑闻时期担任俱乐部主席（并在2014年至2021年间担任英超审计和薪酬委员会主席）的人物，被英足总传唤解释了吗？都没有。俱乐部甚至没有被扣分，仅被罚款1000万英镑——这只是他们通过作弊获得的巨额收益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。这完全背离了公平与合理的原则。
很遗憾，这就是英超联赛的现状：一个充满活力、汇聚顶尖人才的联赛，却建立在双重标准的欺骗之上。一套规则适用于豪门，另一套规则适用于小球会；一套规则适用于请得起顶级律师的人，另一套规则适用于请不起的人。倘若曼城在2064年被判有罪，他们还会提起上诉，届时受理上诉的没准是云端服务器里的聊天机器人。而到那时，那些遭受不公、本该收获荣誉却被欺诈剥夺机遇的俱乐部与球队，恐怕早已被世人遗忘。
